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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外交思想随感

2019-10-16 23:36|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126| 评论: 0|原作者: 谢甜

摘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71年沙俄侵占清朝西北重镇伊犁,之后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面临来自陆海防务的双重威胁,1874—1875年,清王朝内部发生了著名 ...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71年沙俄侵占清朝西北重镇伊犁,之后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面临来自陆海防务的双重威胁,18741875年,清王朝内部发生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塞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军机大臣文祥赞同左见,全力支持之。 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结果,清政府选择了海防与塞防并重,即防日与防俄并重、西北与东南并重;既保证台湾的安全,又维护新疆的完整,虽然在国力不振、朝政腐败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下,“两防并重”的战略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


黎庶昌一直支持左宗棠武力规复的战略,在任职西欧使署期间,他毛遂自荐愿担任勘察中俄地理形势的使者,显示出他敏锐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外交智慧。为了确保西北边防,弄清中俄边境一带的地理形势,决心研治西北地理。他写信给曾纪泽,要求以游历之名义,派员前去实地考察,并愿意亲自前往,在《上曾侯书》中这样写道:“窃谓俄人允还伊犁,收回故地,将来事定之日,正宜早建善后长策。商告俄廷,于出洋人员中选派数员,酌带翻译、随人,亦假游历名分,两道并发,径从俄境陆路回国,至京销差。以两年为期,限令其从容行走。凡所经过之处,山川城郭、风土人情、道途险易、户口蕃耗、贸易盛衰、军事虚实,以及轮车、电线能否安设,一一咨访查看而后载之;可图者并图其形势而归,备日后通商、用兵有所考核,不为俄人所欺。”他表示“不惜身命,乞充一路之任,以上报国家,为奔走臣”。但清廷及曾氏均未同意。黎庶昌赴中俄边境考察的愿望落空,但他并未就此罢休。


1860年代以后,外国人借通商、游历之名深人中国内地,中俄边境一带,就有不少英、法、俄等国的冒险家前去探察,写了一些日记或游记,其中一些在外国刊布。黎庶昌居然搜到七八种之多。这些东西虽是亲历的记载,但内容庞杂,次序凌乱。黎庶昌便请翻译人员把有关部分译出,自己反复研读,再细加编纂,整理成两个资料:《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亚细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处路程考略》。这两个《考略》条理清楚,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所采用的资料都是游历者亲自耳闻目睹,记述较确实,举凡地形,气候、物产、植被、交通、贸易、军事设施、政治体制等等,无不采录。后来,他由快三老家入京,路经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当时名直隶)等省,考察沿途水土民情及关山道里,写成《丁亥人都纪程》。他还提出了“东联日本,西备俄罗斯,而于英法等大邦,择交一二,结为亲与之国。 内修战备,以御外辱,扩充商贾,以利财源,此非不足大有为于时也。否则敬慎有守约,不使官员再衅端,亦可十年无事”的外交政策。


黎庶昌在国外就时刻关心着南疆的时局变化情况,当听到左宗棠收复南疆的消息后,他喜极而泣,兴奋地赋诗一首:轻车度幕不惊尘,矫矫将军号绝伦。回准降幡齐入汉,图书旧版复收秦。雪消葱岭鸿难度,草长蒲梢马易驯。索地陈兵君莫让,乌孙西去付行人。这一事件不但充分显示出了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外交策略,更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黎庶昌在答曾侯书中,曾慷慨陈词,据理力争,阐明退守苟安政策之不足恃:“当咸丰年间议割黑龙江时(注:1860年,北京条约尽割黑龙江迤北之地与俄),以为弃此数千里不甚爱惜之地,以惠俄人,重订新约,当可保百年无事。乃曾未十年,而伊犁已入俄人之手矣。新疆道远费重,人人谓难,假令中国此时笃守先王不勤远略之义,即举新疆而尽让之,划嘉峪关以为守,而关以内仍不能不用重兵屯扎。俄人得寸进尺,又不数年而驻兵哈等处,复假通商为名,以与中国议口岸,求索他地。倘若不与,则兵戎从事,其将何以自处?一国如是,他国又从而效之,更何以自处?故今日之力争新疆,与异日之力守新疆,其用兵皆非得已!……若依中国小儒之见,不但新疆可弃,即西北等省亦在可弃之列,只留东南数处足矣。”“他始终认为沙皇俄国‘行事谲诈,’‘志在得地南侵,蒙古、新疆,垂涎已久,’是中国最紧迫的危险,所以不赞成联俄,而主张联英。”(《西洋杂志》376377)黎氏建议,于出洋人员中,酌带翻译,亦用游历名两道开发,迳从俄境陆路回国,以两年为期,令其从容行走,举凡山川城郭,风土人情,路途险易,户口蕃耗,贸易盛衰,军事虚实,交通设施,咨访查看而记载,可图者并图其形势,以备他日通商用兵有所考核。


在防范沙俄侵略的过程中,他强调利用沙俄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来制衡,主张与日本联盟,是符合当时国际形势的。但受制于个人认识不足及对日本的个人感情等因素,他对日本的狼子野心并没有清醒深刻的认识。


18811884年和18871890年,黎庶昌先后两度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共6年。在日期间他保护旅日华侨正当权益,也注重睦邻友好关系,所受外交礼遇厚重,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一定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日本天皇还颁赐其一枚一等旭日绶章,表彰他的功绩。


日本朝野文士在与黎庶昌的交往中,屡以中日联合或中日朝三国联合以抵御欧洲、俄国东侵为言。黎庶昌有诗:“清谈一席到流坟,岂为离序惜酒怀。大局至关吾辈事,好怀须向素心开。黄花满径迎人笑,赤叶十峰待雨来。求友缨鸣争出谷,等闲鸥鹜惊漫猜。”(借鸥鹭喻欧露,日本称俄罗斯为露西亚),显然对日本人士倡中日联合以抗欧俄之说表示响应。黎庶昌在1891年正月任满返国。回国前夕,他上奏清廷密陈对日本的观感:自我与法人构难以来,其(日本)心愈益不敢轻视;又于其时乘势谋夺朝鲜,事终无成,盖亦知难而退……今则朝野上下,似悟既往之失,渐有亲我之心,与(黎庶昌)初至时迥然不同矣”。为此,联日抗俄之说不绝于耳,“其国人与臣往还者,又多以亚洲大局为言”,“似宜因彼有响善之诚,随势利导,与为连络”,为此而提出缔结中日盟约的建议:臣愚以为,凡事图功于闲暇时则易,救敝于己败后则难。该国近在邻封,唇齿相依,轮船往来,一昼两夜可达。兼以二国同文,风气切近,可以为祸为福。……似宜因彼有响善之诚,随势利导,与为联络, ……别订一亲密往来互助之约,如德奥义三国之比,用备缓急。设异时西洋强国启衅,东方庶免肘腋之患,别生枝节。虽公法条约原不足恃,而具此成言在前,则在我有所羁縻,在彼亦有关外人之口。…… 虽不明为朝鲜,朝鲜实阴受其庇。


而不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其日本友人的另一番面孔。如其在日好友宫岛诚一郎十数年出入清国驻日公使馆不断为日本政府谋取情报,而黎庶昌却谓“堪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其对两国友好的真诚态度和对中国迅速富强起来的良好愿望,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甲午战后宫岛诚一郎更是赋诗向天皇和伊藤博文祝捷,有“天皇安坐广陵营,禹域山河尽荡平”、“我马方今饮鸭绿,九连城是受降城”等句。再如日人曾根俊虎早在1874年就作为日海军省派遣的间谍在清国进行活动,1878年以“清国通”准许谒见明治天皇,他鼓吹兴亚主义,提请政府与清国亲密交往是基于当时国际形势,根本上是维护本国利益,在他1886年呈给伊藤博文的书函中写道本邦不要只与欧美亲密交际更要与清国交际,不可不使清国消除对我猜忌之念。……故宜急派遣有志者往清国,一结彼欢心,二察其动静。今日之清国,本邦无机可乘,治世之贸易,乱世之战争也,战争也好,贸易也罢,不知己知彼,决不能制胜。


与此同时,当日本朝野人士畅言中、日、朝三国同盟之时,一些高层决策者是别有所思的。他们并没有忘情朝鲜和中国,正讨论是否“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伊藤博文不同意马上为朝鲜而与中国开战,认为“此时只宜与中国和好”,应先谋国内富强,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然后“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如时机不成熟而妄动,只会使俄国占取朝鲜。80年代后期,日本建设军港、建设舰队,派人到中国调查军备和地志,提出《讨伐清国策》,进行着种种同中国作战的准备。黎庶昌寄予保障和好希望的榎本武扬,1882-1885年任驻华公使,其以窥探中国内情为重要任务,便曾“自俄国由中国新疆并绕历中国沿海各省回国,曾著有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其山川险要人情土俗,无不详载,……按册而稽,俱无错误”。应该来说,许多日本人士表示的中日和好的心情应该是真诚的,这使黎庶昌陶醉而没能观察到日益逼近的危机。


与黎庶昌不同的是,1878年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曾多次上书李鸿章:“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争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可是,卖国求安的李鸿章却指责他:“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以武力相争,争小国区区之贡,非惟无暇,且亦无谓。”并斥他“出好兴戎,可以殷鉴”。但有强烈爱国意识、品性刚直的何如璋,却不听李鸿章意见,依旧据理力争,以致不容于李鸿章,被调回国。


1880年担任黎庶昌随员的姚文栋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姚文栋到日本后广交朋友,与日朝野人士广泛接触,并用心观察、探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后很快发现日本政府的图谋不仅是对朝鲜,也指向中国。于是,他特别注意日本政府中好战的武士、政客集团的言论活动,千方百计地收集有关情报。188281日,他获悉日本将于七天后在朝鲜发动突然袭击的重要情报,便立即向黎庶昌作了禀报,请黎紧急密电国内,采取措施。黎顾虑薛福成其所侦不实,姚表示如有差误,愿任其咎,后黎在私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幕僚薛福成后,清政府迅速部署,至日军行动前控制了所有的战略要地,迫使日军放弃行动。姚文栋还将日本陆军省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译为汉文,希望“印给外海水师各营”。 姚文栋不仅照译原文,还从战略的高度对日本地理形势进行评述,并收集记录当时日本的兵种及人数信息,针对我国威胁最大的日本海军舰船逐一记述。


李鸿章在60年代萌生过“联日”的思想,在日军侵台事件后开始有所防范,但对“联日防俄”仍存幻想,李鸿章虽然表面上做出要打仗的姿态,暗中却指示沈葆桢“勿遽开仗启衅”,主张花钱买和平,与奕诉、文祥等发动目的首在防日的“海防议”唱反调,直到18794月,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称冲绳县后,他才对日本有了明确的认识开始军事防范准备。他在复何如璋的信中写道:东人居心狡狯,朝鲜之役,皆其明鉴,又云“遽废琉球为县,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18797月,他函嘱驻英公使李凤苞在英国购买铁甲舰,明确要求其购买“于中国海口相宜,能制日本之船”。之后他在与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通信中频繁,远超同时期与其他驻外公使的通信,相当重视日本政局,对日本一直小心提防。


在黎庶昌离日返国仅三年半的时间亦即1894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奏请东渡排难,未能如愿。每闻战事失利,或痛哭流涕,或终日不食,以致一病不起。慨捐廉俸万金,以酬报国之愿。18954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8年冬,他病逝于禹门沙滩家中,时年61岁。或许,在他死前,还在一直自责未能看清日本的真面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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