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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诗人 ——《从荒芜到绝望——关于诗歌杂乱无章的个人认知 ...

2019-5-16 10:07|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426| 评论: 0|原作者: 方亮

摘要: 诗是诗人对现实的投影,是自主的创造活动,因而不论是余秀华还是汪国真,不能厚此薄彼,他们亦是对自身熟悉且能掌控的“自我”的独白。

514日,《快三作家·微刊》推发中国作协会员、务川县政协副主席司马玉琴的一篇随笔《从荒芜到绝望——关于诗歌杂乱无章的个人认知》,文章读来初觉得意气相投、耳目一新,再读来又觉得意气太盛、炫人耳目,三读来真是己见畅抒、既感且佩。


司马老先生从诗是什么、诗不是什么、诗歌与诗评、诗歌现象四个方面来宣言,单刀直入、不留情面,很是快意恩仇。比如“‘诗歌要面向生活这是不折不扣的废话;诗歌不是跪下后的山呼万岁,它没有奴性;诗评家从正经职业沦为吹鼓手;拉山头、搞圈子、是帮派文化的余毒,利用官方或手中掌握的其他形式的阵地,把刊物或平台搞成自家菜园子,是官僚文化的产物和利益输送的结果;忘掉盘峰论争吧,诗歌不是黑社会,不需要大哥,也不需要起义;汪国真是投机的,余秀华的诗发自心灵等,这近乎歇斯底里的嘲弄,也许是不礼貌的,但不得不说是有勇气且真诚的。


抛开情感的层面冷静下来思考,诗歌是一门严肃的文学体裁,其存在与发展不是依靠激情的语言与封闭的逻辑推理来延续,是需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日益推演、实践,以此完善。诗歌创作需要实实在在的经验与例证,并非靠情感的宣泄所能鼓动。诗歌创作不是社会运动,他是单个诗人的内在行为,他是诗人对内心积蓄的爆发,依赖的是诗人无可替代的天才,闪耀的诗人不是培养所能造就,他的出现纯粹凭机缘。谁都可以是李白,谁都不是李白,李白出现在盛唐,难道是盛唐造就了李白?在那相同的时代,为何只有李白是李白呢?

 

我们也不需要将诗歌讲的太玄乎,或者捧高得神圣不可侵犯,它就是文学体裁的一种,文学创作者依据个人对它的喜爱程度与技能掌握熟练与否来进行自我选择,诗人成其为诗人与小说家成其为小说家别无二致。


从司马先生的文章来看,这其实也是一种话语权的相争,是对现实现象的一种反抗。其文章写出之日起就是其被外界纠缠的有力证实,其文章又拿出来发表又显出其个人目的——即你我他同意还是反对还是沉默?这些斗志昂扬的尖酸刻薄并非能为诗歌写作带来什么,连反思的微波或许都激荡不起来,这只能造成人与人的争斗,而结果却无关乎诗歌。最后是你心有不满起来反抗谩骂,他心有不甘起来抵制嘲讽,热热闹闹的争论全是夹带着公报私仇的投枪与匕首。这种夹杂个人好恶的你方唱罢我登台谁能说服谁?最后不外乎该干嘛的干嘛,丝毫不为对方所动,争论不过是自我表现与情绪宣泄的窗口,自娱自乐罢了。

 

当然,我不是毫无立场的骑墙派,我只在想,天空有雄鹰也有麻雀,大海有鲸鱼也有虾米,陆地有虎豹也有虫蚁,不能一概而论。立志做雄鹰、做鲸鱼、做虎豹就该苦练本领,有与其相匹配的力量,不能在雄鹰、鲸鱼、虎豹与麻雀、虾米、虫蚁的区别上耗费精力,倘若真是雄鹰、鲸鱼、虎豹那将是显而易见的,何须自证?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诗人,而不是大家嘴里汹涌澎湃的泡沫。泡沫愈多,愈加南辕北辙,愈加舍本逐末。我们常常誉古否今,曾不知古在古亦是今,今在将亦是古,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为何历朝历代今人见今人总是分外眼红?这一古今通病稍有智识的皆都知晓,为何却甘愿得此遗传病而不自省自警自救呢?弱于古人在今世没什么利益得失,谁会无聊的跟黄土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今人相争难道真是大旗所立的主义?掀掉至高至大的外壳,裹藏的全是切己的关心。但也非全部,惟娇矜狭鄙者才如此,惟敝帚自珍者才如此,惟欲壑难填者才如此。

 

今我所谈及的诗歌,需是超脱的,超脱于利益藩篱,超脱于成见限制,倘若心中抱着与诗无关的念头去写诗,那写出来的也是与诗无关。诗人不能以诗人自居,而是写出诗歌后,由于作品属于诗歌范畴才被人称之为诗人。《诗经》的作者何曾是诗人去创作,盖古代的大诗人莫不是因身世遭遇借由诗歌去抒发排遣,有作品流传才被冠之以诗人,诗不是目的而是结果。

 

某些专业的诗人尽管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终不若迁客骚人据实而发的响亮而让人感同身受。诗是人的创造,是人的于客观世界的表征与加工,它万不是技巧的堆积与演绎。因人而异,所以诗的创作也应是不拘一格,随性而发。

 

但人是意识的动物,自会趋利避害,所以在诗歌创作的方法与方向上是有取舍的。譬如唐诗以性灵见长,而宋诗则以说理为高,为不落窠臼,另辟蹊径的自我满足是文学创作的一大动力。诗人在写诗时是不用去思考诗是什么的,他本存在于人的心中,待需要时自然而然情结于中言露于外,它是人的本能,借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天理良知,是不假于外的。

 

诗既是人的产物,就绝不是单个人的事,对诗歌作用的否定易于陷入否定之否定的犬儒主义。人的社会是关联性的,而诗则是这关联性中的一环,只不过是高雅的一环。诗不为寻求影响,但它的社会功能确是客观存在,这点不应该忽视,它将潜移默化的作用于受众的心理活动与价值塑造。有人说这是外物,与诗歌无关,但诗歌是人的创造,这创造过程的完成不是一瞬间的灵感爆发,其必有一个情感与认知的储藏期,它就像一颗被逐渐装填火药的炸弹,将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场景中被引爆。

 

谈的似乎很凌乱,写诗是个精神和经验的活路,诗评能增加诗歌创作的经验性,但其最主要的还是创作者本人反求诸己,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在我看来比起如今玄之又玄的诗歌理论让人摸不着头脑,论语里孔老先生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总结更加简明易懂,或者不平则鸣也贴己真切,总而言之诗歌写作的动机应是返璞归真纯洁无瑕,无论是婉约、豪迈或性灵、神韵、格调、肌理还是浪漫、现实,这些派别的划分都是针对历史的而非现实的,是文学现象研究的归纳法,对此时此刻写诗的人而言是没有意义的。诗的形成以及形成何种样式的诗,是由诗人自身的气质决定的,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是诗人自己独特的感受与表达,是对心理、情感活动用诗的形式在文字上的呈现。

 

诗是诗人对现实的投影,是自主的创造活动,因而不论是余秀华还是汪国真,不能厚此薄彼,他们亦是对自身熟悉且能掌控的自我的独白。故在诗歌创作的方向上,诗有高低,但无对错。有诗心就大胆的去写吧,又不是请客吃饭,哪能面面俱到,但求无愧于心。

 

再回归到标题,司马老先生提及荒芜与绝望,提及诗歌的杂乱无章,这是司马先生对诗歌前途的深刻忧虑与关切,其对诗歌高度的激情、热情与勇气,是我们后来者应该敬佩且学习的。写诗之前先得是个人,总不能是个的吧!

 

在诗歌写作上,我是个年轻后生,这也仅是我一点粗浅的个人认知,今写出恐见笑于大方之家,然心中所思所想即所写所作,这也是我学诗为文所遵循的原则。

  方亮:1991年生,湖北监利人,文学爱好者,现生活、工作于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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